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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陷阱:誰有權享有大資料,誰有權分析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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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無商不利用資料, 無領域(包括政府)不利用資料的時代。 無論你利用資料賺錢也好, 還是希望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也好, 大家共同面臨一個法律上難題:誰有權享有資料?享有什麼內容和程度的資料權利?如何保護資料?資料的權益屬性?類似的問題,

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也未能提供很好的有效政策建議。 本文提出五個觀點, 供決策依據參考。

經過處理的大資料才有價值

大資料是來源於網路和各種感測器對特定物件的記錄, 它是關於人、組織和物(機器和自然界)在特定時間、地點的行為、過程、事件的事實資料。 作為技術, 大資料是抓取和分析世界和人們生活的一種資料技術, 它使人類具有全過程、全方位記錄各種事件和行為的能力, 具有透析過去和預測未來的能力。

在大資料時代, 任何資料均具有潛在的價值。 過去人們重複利用的資料資源主要是人類觀察、思考、創作完成的成果, 比如文章、檔、論文、著作等,

而如今人類可以利用的各種機器運行軌跡、人類活動記錄、自然界變化觀測等資訊, 過去需要大量觀察訪談、調查統計、測量等完成, 現在可以借助電腦系統、各種資料獲取器完成, 並通過大資料分析工具實現全樣本、自動化處理和分析。 在過去, 沒有人在意我們自己的行為軌跡, 也無法記錄大量的事件和過程, 可以說作為“垃圾”自覺或不自覺地扔掉了, 而現在的資料技術使我們具有變廢為寶的能力, 因而大資料技術可以說是一種在浩瀚的資料海洋中發現“寶貝”的技術。

正因此, 資料正在成為人類可擁有和控制的資源。 我們已經進入到資料生存時代, 大資料正在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重新認識宇宙、物質、生命和社會,

並在此基礎上帶來科技技術、管理決策、社會發展的巨大變革。 如今我們提到的智慧製造、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分享經濟、個性化定制或服務等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無不建立在資料資源基礎上。 著名大資料公司Gartner認為, 大資料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資訊資產。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建立在大資料技術普遍應用基礎上, 資料不僅成為經濟創新轉型發展的引擎, 而且是所有企業市場競爭的重要資源。 因而, 資料利用秩序成為未來社會的第一秩序。

傳統的財產權不適合大資料

如果說所有權(排他支配權)是構築物質資源利用秩序的法律工具的話,

那麼它是否可以移植到資料世界, 建構資料的利用秩序呢?答案是否定的。 這是因為資料的非物質性, 很難實現排他使用。 其一, 資料使用的非排他性, 一個佔有使用並不妨害他人佔有使用;其二, 資料使用具有非消耗性, 資料的使用不消耗本體, 反而豐富資料, 使資料具有新含義或增值。 因而資料天然地不適合於所有權體系, 通過資料上設置排他支配權不適用於大資料時代。

在《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 資料資訊曾被納入智慧財產權的客體, 試圖設立類似智慧財產權的專有權, 但最終出臺的《民法總則》並沒有將資料資訊列為智慧財產權的客體。 這是因為, 大資料背景下的資料更多的是事實記錄,

其資料的收集(採集)和聚合本身並不能實質性改變資料的價值。 資料具有價值或者能夠實現價值需要一系列的篩選、分類、處理、合併, 形成主體資料、專題資料, 使資料變成可用的資料產品, 通過資料產品交易或服務, 實現資料的價值。 那麼, 資料產品化或商品化的過程, 是否可以被賦予類似於智慧財產權的專有權呢?

智慧財產權是保護創造性勞動成果的一種制度, 而創新勞動成果多表現為思想、技術方法、標識等, 而這些離不開資訊或資料。 不過, 智慧財產權並沒有建立對創新成果(思想或資訊)本身的支配權, 而是將思想或資訊置於公共領域, 僅賦予權利人一定期間的商業化使用創新成果的專有權。

也就是說, 在智慧財產權體系下, 仍然堅持資訊(思想)公開和自由原則, 資料及其所承載的科學文化成果被認為是社會活動的公共要素, 置於公共領域。

顯然, 在大資料時代, 我們仍然應當堅持將資料產品或資訊視為公共資源的原則, 而不允許資訊私權化或成為私權客體。 因為這樣會妨礙科學文化進步, 妨礙社會正常交往和運行。 資料賦權仍然應當堅持資料的公共資源屬性, 不應當賦予資料持有者對資料的所有權, 我們也不應當突破智慧財產權制度理念和框架, 賦予資料持有人對資料本身的某種支配權。

因此, 無論以有形物為基礎財產權, 還是以無形物為基礎財產權體系, 均難以解決資料時代的資料利用秩序問題。

資料該如何賦權

資料從原生資料到有價值的資料產品需要投入,這不僅僅是勞動投入,而且還有資本投入,只有當這些投入得到足夠的回報時,才有人從事資料的收集、處理和加工,將資料轉化為產品或服務。解決資料產品製作者激勵是資料賦權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根據前面的論述,即使是資料產品,也要保持社會公眾對該產品的可接觸或可學習的公共屬性,僅僅賦予資料產品製作者以商業化使用資料產品的權利。資料產品的製作者權利應當包括自己使用和許可他人使用的權利,或者利用資料提供服務的權利,同時有權制止他人商業目的的使用該資料產品的權利。這種基於對資料分析加工勞動而取得的資料使用,屬於一種新類型財產權,不妨可以稱為資料使用權。它區別于傳統的物權之處,在於它不是對資料的支配權,而區別于傳統智慧財產權之處在於,它並不要求獨創性或創新性。這樣,可以給資料產品製作者實現其收集和加工資料的激勵,促進資料產品的生產和流通,滿足社會對資料產品的需要。這裡賦權的正當性在於保護資料上存在合法利益,使資料產品持有人可以收回勞動投入甚至獲取利潤,但並不能絕對地排除他人使用相同的資料。當然,如何確保資料產品製作者商業化使用權,又使資料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使公眾可獲取性,需要精細的法律制度設計。

資料主體利益的保護原則

在大資料環境下,一切資料皆有源。當資料來源於個人或者是對個人的描述時,就屬於個人資料(又稱個人資訊)範疇。個人資料包含隱私資訊(個人的私密資訊),隱私保護成為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國際社會關於個人資料使用的總體原則是合法、正當和必要原則,以不侵犯個人尊嚴或自由等基本權益,尤其是隱私利益為基本限制,只有法律規定的敏感資訊需要征得個人的同意,而一般的個人資訊則並不需要個人同意。我國現行規則為,除遵循合法、正當和必要原則外,還必須征得個人的同意,似乎給了個人對個人資訊的控制權。這與個人資訊的多樣化或多種法律屬性(許多個人資訊是可以公開的並為企業組織使用的)事實不吻合。其實,僅僅識別特定個人並不足以給個人對該資訊享有支配權,個人資訊仍然是社會交往的工具。但是,個人資訊的收集和使用必須尊重個人權利,必須確保個人知情和在必要時的干預(更正、刪除等)。

除了來源於個人外,企業資料還需要獲得其他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資料。除非這些資料是公開可供他人自由獲取的狀態(成為公共資料),否則取得這些組織的資料也需要獲得資料實際控制人的同意,而不能夠隨意抓取、竊取或採取其他非法手段獲得。資料產品製作者權益的保護是建立在合法取得資料的基礎上。這種合法取得實際上也意味著法律對資料來源者利益的保護。在此方面除了保護個人資訊外,還有企業資訊的保護問題。

大資料應用最關鍵的是取得盡可能大而全的資料,而為取得他人的資料就必須合法合規,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尊重和保護個人資訊權益。由此,資料利用秩序歸根結底是要建立資料來源方(原材料提供者)到收集加工製作方(製作者)再到資料方(消費者)有關資料權利和義務配置秩序,在保護各方權益的前提下,保持資料開放性和流通性,使資料得到社會化的利用,實現資料的價值。

資料利用秩序關係大資料戰略

在過去,資料被作為公共資源,甚至許多資料被作為垃圾隨意地丟棄了,沒有討論資料產權問題。但是,隨著資料價值的重新發現,以及人們對資料掌控能力的提高,資料逐漸成為可以控制的物件。在資料可控制的情形下,要讓人們將掌握的資料拿出來分享和利用就必須要有激勵,就必須創制資料社會化利用的秩序。《國家資訊化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資訊資產權益保護制度”。由於資料本身仍然需要保持一定公共性,賦予任何主體對資料和資料產品的絕對支配權,都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因而資料賦權仍然應當堅持資訊自由原則。

資料總是處於不斷地脫離原來主體而流動,而正因為這樣的流動,才使資料產生價值,但脫離主體也意味著原主體喪失對資料的控制。既要保持資料的自由流動性,又要維護每個主體在資料上的權益,這是個空前的法律難題。而創制和維護這樣的資料利用秩序卻是大資料應用的前提,是大資料戰略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

數據之王

(ID:shujuzhiwang)

——貢獻中國資料智慧,釋放全球資料價值

識別二維碼,關注大資料行業最前瞻性內容

資料該如何賦權

資料從原生資料到有價值的資料產品需要投入,這不僅僅是勞動投入,而且還有資本投入,只有當這些投入得到足夠的回報時,才有人從事資料的收集、處理和加工,將資料轉化為產品或服務。解決資料產品製作者激勵是資料賦權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根據前面的論述,即使是資料產品,也要保持社會公眾對該產品的可接觸或可學習的公共屬性,僅僅賦予資料產品製作者以商業化使用資料產品的權利。資料產品的製作者權利應當包括自己使用和許可他人使用的權利,或者利用資料提供服務的權利,同時有權制止他人商業目的的使用該資料產品的權利。這種基於對資料分析加工勞動而取得的資料使用,屬於一種新類型財產權,不妨可以稱為資料使用權。它區別于傳統的物權之處,在於它不是對資料的支配權,而區別于傳統智慧財產權之處在於,它並不要求獨創性或創新性。這樣,可以給資料產品製作者實現其收集和加工資料的激勵,促進資料產品的生產和流通,滿足社會對資料產品的需要。這裡賦權的正當性在於保護資料上存在合法利益,使資料產品持有人可以收回勞動投入甚至獲取利潤,但並不能絕對地排除他人使用相同的資料。當然,如何確保資料產品製作者商業化使用權,又使資料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使公眾可獲取性,需要精細的法律制度設計。

資料主體利益的保護原則

在大資料環境下,一切資料皆有源。當資料來源於個人或者是對個人的描述時,就屬於個人資料(又稱個人資訊)範疇。個人資料包含隱私資訊(個人的私密資訊),隱私保護成為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國際社會關於個人資料使用的總體原則是合法、正當和必要原則,以不侵犯個人尊嚴或自由等基本權益,尤其是隱私利益為基本限制,只有法律規定的敏感資訊需要征得個人的同意,而一般的個人資訊則並不需要個人同意。我國現行規則為,除遵循合法、正當和必要原則外,還必須征得個人的同意,似乎給了個人對個人資訊的控制權。這與個人資訊的多樣化或多種法律屬性(許多個人資訊是可以公開的並為企業組織使用的)事實不吻合。其實,僅僅識別特定個人並不足以給個人對該資訊享有支配權,個人資訊仍然是社會交往的工具。但是,個人資訊的收集和使用必須尊重個人權利,必須確保個人知情和在必要時的干預(更正、刪除等)。

除了來源於個人外,企業資料還需要獲得其他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資料。除非這些資料是公開可供他人自由獲取的狀態(成為公共資料),否則取得這些組織的資料也需要獲得資料實際控制人的同意,而不能夠隨意抓取、竊取或採取其他非法手段獲得。資料產品製作者權益的保護是建立在合法取得資料的基礎上。這種合法取得實際上也意味著法律對資料來源者利益的保護。在此方面除了保護個人資訊外,還有企業資訊的保護問題。

大資料應用最關鍵的是取得盡可能大而全的資料,而為取得他人的資料就必須合法合規,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尊重和保護個人資訊權益。由此,資料利用秩序歸根結底是要建立資料來源方(原材料提供者)到收集加工製作方(製作者)再到資料方(消費者)有關資料權利和義務配置秩序,在保護各方權益的前提下,保持資料開放性和流通性,使資料得到社會化的利用,實現資料的價值。

資料利用秩序關係大資料戰略

在過去,資料被作為公共資源,甚至許多資料被作為垃圾隨意地丟棄了,沒有討論資料產權問題。但是,隨著資料價值的重新發現,以及人們對資料掌控能力的提高,資料逐漸成為可以控制的物件。在資料可控制的情形下,要讓人們將掌握的資料拿出來分享和利用就必須要有激勵,就必須創制資料社會化利用的秩序。《國家資訊化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資訊資產權益保護制度”。由於資料本身仍然需要保持一定公共性,賦予任何主體對資料和資料產品的絕對支配權,都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因而資料賦權仍然應當堅持資訊自由原則。

資料總是處於不斷地脫離原來主體而流動,而正因為這樣的流動,才使資料產生價值,但脫離主體也意味著原主體喪失對資料的控制。既要保持資料的自由流動性,又要維護每個主體在資料上的權益,這是個空前的法律難題。而創制和維護這樣的資料利用秩序卻是大資料應用的前提,是大資料戰略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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