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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諾獎得主塞勒:善用人性的弱點

導語

10月9日,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憑藉其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榮獲該獎項。 此次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重點指出的是他在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製。

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政策制定者如何通過辨識人性弱點, “助推”公眾取得更好的目標?10月9日, 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十餘年來試圖解決這一議題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 用以表彰其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出的頒獎詞為, 塞勒將心理上的現實假設納入到經濟決策分析中, 通過探索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和缺乏自製(lack of self-control)的種種後果, 揭示了上述人格特質如何系統地影響了個人決策以及市場前景, “令經濟學更有人性”。

非理性經濟行為

如果說諾獎評審會的官方解釋過於生澀, 塞勒曾說過的一席俏皮話則通俗地解釋了他的研究方向。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 塞勒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爭執時說道:“我們模式之間的區別在於, 巴羅認為他模型中的人同他一樣聰明, 而我則認為他們像我一樣蠢。 ”

我們模式之間的區別在於, 巴羅認為他模型中的人同他一樣聰明, 而我則認為他們像我一樣蠢。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錢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稱, 塞勒的傑出之處在於, 他既可以進行經濟學理論研究, 又可以進行經濟學實證研究, 其中重要的是塞勒還設計實驗採集資料分析個人行為, 設計調查問卷,

從最簡單的思路開始建立簡單理論模型, 主動觀察消費者、投資者的行為。 其重要性在於, 正確的理論可以上升為政策, 反之則很危險。

在定量成風的歐美經濟學界, 塞勒是一個多少有些獨特的存在:他公開承認自己很懶, 而且數學不太好。 上個世紀70年代, 塞勒在紐約州北部的羅切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不過書讀得並不算順利, 他的導師羅森也不覺得他有特殊之處。 有人建議他去讀讀康納曼(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特維斯基的心理學著作。

塞勒回憶稱:“我從這兩位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摘要‘不確定性的判斷:啟發法和偏見’開始讀, 在那時候我對於啟發法(heuristic)毫無所知, 但是我的心臟開始跳得就如同一個遊戲快結束了那幾分鐘時那麼快,

我花了三十分鐘閱讀這篇文章, 隨後我的人生就徹底改變了。 ”

這篇論文啟發了塞勒在1980年發表了他第一篇行為經濟學的論文, 標題是“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 其中援引了康納曼和特維斯基的大量論點, 並重點推出了塞勒在傳統經濟學理論方面的突破——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然而這篇論文遭到了各家重要期刊退稿, 最後僅有一份彼時名氣不大的《經濟行為和組織期刊》刊發了這篇論文, 不過塞勒自此就堅定地走上了研究行為經濟學的道路。

稟賦效應由塞勒首創, 但這個理論來源於康納曼和特維斯基所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即人們在“趨利”和“避害”時的權衡方式是不同的, 這是一種典型的行為經濟學研究物件。

錢軍稱, 如果以股市散戶舉例的話, 這一理論解釋的是, 人在贏錢和輸錢時對風險的判斷是不一樣的:通俗而言贏錢是“見好就收”, 輸錢則是“狗急跳牆”。 或者說, 在經典經濟學理論中, 往往假設決策者會把損失轉換為機會成本, 相對于機會成本來說, 真實的微觀決策中, 人們更重視自己的損失, 而在政策層面, 這意味著科斯定理的失靈。

科斯定理認為, 只要交易成本為零, 財產的法定所有權分配就不會影響經濟運行效率, 為此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儘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使產權明晰, 市場效率將趨於最優。 然而, 考慮到塞勒提出的稟賦效應後, 上述政府行為有效性遭受質疑, 政策決策者必須考慮到市場效率低下的問題,

而不能在一開始就過分指望市場自行調節。

塞勒則在後期的研究中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研究, 並提出了他著名的助推(Nudge)理論, 這一理論允許國家和其他機構“推動”人們作決策, 以及同時也要保持選擇的自由。 這一理論的推出也讓他成為了公共知識份子, 進入了公眾視野。

三大研究成果

塞勒在行為經濟學和金融行為學方面貢獻頗多, 此次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重點指出的是他在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製。

在有限理性方面, 塞勒提出了經典的“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理論, 即人的頭腦中存在有關消費的心理帳戶。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 1000塊錢的工資和1000塊錢的中獎彩票並無任何區別, 但是由於存在心理帳戶,個體在做消費決策時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特別是從理性人角度而言,一個人或家庭可運用的是總體支出,但個體在做決定的時候,卻為每一項都單獨設類。如對於工資,一個消費者有可能會精打細算其用途,但是卻會大手大腳花掉中獎的意外之財,然而其價值本質卻是一樣的。

錢軍舉例稱,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汽油價格大跌一半,一般認為,如果汽油價省錢則可以花在其他地方,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美國消費者選擇買更貴的汽油,這意味著他的腦中存在著心理帳戶,汽油是一個單獨帳號,其他產品又是其他帳戶。

社會偏好方面,塞勒從理論和實證雙重方面回答了有關“公平”的問題,即當產品漲價時,消費者傾向于認為若原因是成本上升則是公平的,若是出於供需原則綁架,則好像是難以接受的。錢軍解釋道,這一理論解釋了人在做判斷的時候,通常有一個道德或者行為標準,而此標準則來自於社會集體的智慧或歷史傳承。

缺乏自製方面,塞勒設計了與心理學研究中十分相似的“計畫者—執行者”模型,即解釋“長期計畫”和“短期需求”之間衝突的模型:譬如選擇較長時間接受教育的人在學習期間收入較低,但可以追求未來的收益,這一理論眾人皆知,但是在實踐方面卻並非所有人都有堅持,而這一研究有效地解決了西方養老金的一些難題。

錢軍認為,這一理論集中解釋了人對於當下需求和未來需求之間的衝突。“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現在的自我,一個是看得較遠的自我。在傳統的經濟學裡面,一個完全理性的人,會一直考慮到將死之日,給後代留下資金。”

然而現實中,有可能一個人對今後不是不考慮,而是考慮得不夠,一旦這種個人行為成為群體行為,若不糾正,就出現了社會問題。錢軍稱,這也是為何塞勒通過助推理論,來允許國家和其他機構推動人們作決策。

在實踐中,塞勒的理論推動了美國實施“為明天多存錢”養老金計畫,令沒有儲蓄習慣的美國人提前存錢,通過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鉤的方式,令參加美國401(k)養老金計畫的美國人同意在每次加薪後,自動提升他們放入養老金的儲蓄金。這一方式也被塞勒稱為自由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

對於一輩子都在提倡理性消費的塞勒要如何花掉總額900萬瑞典克朗(約合730余萬人民幣)的獎金呢?“我會盡可能用非理性方式花掉這筆獎金。”塞勒在電話採訪中說道。

但是由於存在心理帳戶,個體在做消費決策時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特別是從理性人角度而言,一個人或家庭可運用的是總體支出,但個體在做決定的時候,卻為每一項都單獨設類。如對於工資,一個消費者有可能會精打細算其用途,但是卻會大手大腳花掉中獎的意外之財,然而其價值本質卻是一樣的。

錢軍舉例稱,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汽油價格大跌一半,一般認為,如果汽油價省錢則可以花在其他地方,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美國消費者選擇買更貴的汽油,這意味著他的腦中存在著心理帳戶,汽油是一個單獨帳號,其他產品又是其他帳戶。

社會偏好方面,塞勒從理論和實證雙重方面回答了有關“公平”的問題,即當產品漲價時,消費者傾向于認為若原因是成本上升則是公平的,若是出於供需原則綁架,則好像是難以接受的。錢軍解釋道,這一理論解釋了人在做判斷的時候,通常有一個道德或者行為標準,而此標準則來自於社會集體的智慧或歷史傳承。

缺乏自製方面,塞勒設計了與心理學研究中十分相似的“計畫者—執行者”模型,即解釋“長期計畫”和“短期需求”之間衝突的模型:譬如選擇較長時間接受教育的人在學習期間收入較低,但可以追求未來的收益,這一理論眾人皆知,但是在實踐方面卻並非所有人都有堅持,而這一研究有效地解決了西方養老金的一些難題。

錢軍認為,這一理論集中解釋了人對於當下需求和未來需求之間的衝突。“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現在的自我,一個是看得較遠的自我。在傳統的經濟學裡面,一個完全理性的人,會一直考慮到將死之日,給後代留下資金。”

然而現實中,有可能一個人對今後不是不考慮,而是考慮得不夠,一旦這種個人行為成為群體行為,若不糾正,就出現了社會問題。錢軍稱,這也是為何塞勒通過助推理論,來允許國家和其他機構推動人們作決策。

在實踐中,塞勒的理論推動了美國實施“為明天多存錢”養老金計畫,令沒有儲蓄習慣的美國人提前存錢,通過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鉤的方式,令參加美國401(k)養老金計畫的美國人同意在每次加薪後,自動提升他們放入養老金的儲蓄金。這一方式也被塞勒稱為自由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

對於一輩子都在提倡理性消費的塞勒要如何花掉總額900萬瑞典克朗(約合730余萬人民幣)的獎金呢?“我會盡可能用非理性方式花掉這筆獎金。”塞勒在電話採訪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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