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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腦科閆長祥: 人生百味,醫生的體會最直接 | 寧靜訪談錄

習慣於公立醫院的熙熙攘攘、人聲鼎沸, 到了香山腳下清清爽爽的三博腦科醫院, 我瞬間感受到了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在病人基數上的差別。

閆長祥教授的辦公室在三樓,

對門就是病房, 陽光充足、環境舒適。 樓道裡來來往往的人, 閒適而鬆弛, 完全沒有身處醫院的焦躁和緊迫感。 身著白大褂的閆教授, 平和、謙遜, 也洋溢著山東大漢的豪邁和爽朗。

閆長祥:神經外科專家, 主任醫師, 教授, 博導;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醫療院長, 首都醫科大學第十一臨床醫學院副院長, 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學院三系副主任;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神經外科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外科醫師分會微侵襲神經外科專家委員會委員,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圍手術期專業委員會委員。

專業特長:各種顱內腫瘤(垂體瘤、神經鞘瘤、顱咽管瘤、膠質瘤、腦膜瘤)和動脈瘤等。

“因為濮陽人民醫院老領導的開明,
我從濮陽來到北京。 在我面臨職業選擇時, 幫我最終尋找到最適合發展的平臺”

閆長祥的家在山東河南交界, 說到從醫之路, 閆長祥倒不是“遵父母之命”, 卻是“從班主任之言”。 高考時, 對未來沒有更多設想的他, 聽從了班主任的建議報考了醫學院。 1984年, 閆長祥進入山東濰坊醫學院, 開始了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習。

經過五年臨床醫學的磨練, 閆長祥畢業了。 他被分配到河南濮陽市人民醫院, 正式成為一名醫生。

1992年, 經過兩年的科室輪轉, 他選擇了神經外科。 兩年後, 醫院派他到北京宣武醫院進修, 進修完回到濮陽人民醫院, 當時的李院長對他說, 作為神經外科醫生應該到天壇醫院去學習, 那裡畢竟是我國神經外科的殿堂。

那時閆長祥一直想考研究生, 第一次考試差兩分沒有通過, 但考研的想法一直沒有放棄。 在宣武醫院進修時, 時間相對充裕, 他再次開始備考, 院長的期望正是他自己的願望。

1997年, 閆長祥如願考上了天壇醫院的在職研究生, 導師是剛回國的于春江教授, 也就此拉開了他們長達二十多年的師生情序幕。 兩年後, 閆長祥拿到了碩士學位, 濮陽醫院再次支持他讀博士, 2000年, 他考上了天壇醫院王忠誠院士的博士, “當時我考了第一名, 這是我上學以來考得最好的一次。 ”如今談起, 閆長祥依然興奮不已。

“我特別感謝濮陽人民醫院的老領導, 因為他們的開明, 我從濮陽來到北京。 在我面臨職業選擇時, 還幫我出主意,

最終尋找到最適合我發展的平臺。 ”

閆長祥博士畢業前夕, 濮陽醫院的幾位老領導來到北京, 他們進行了一次長談, “北上廣深, 你去哪兒我們都支持你, 如果你要到河南, 就到濮陽來, 我們給你安排副院長的位子, 就別去其它地方了。 ”閆長祥至今記得老領導說的每一句話。

當時, 三博腦科醫院正在籌備中, 于春江教授也希望他來三博。 閆長祥當時沒有決定, 後來他與濮陽醫院的李院長長談, 沒想到李院長也非常支持他到三博醫院這樣的發展平臺。 在於春江教授和李院長的共同支持下, 閆長祥成為三博腦科醫院的第一位醫生。

2004年, 三博正式建院。 十二年過去, 閆長祥由一名醫生成長為三博腦科醫院醫療院長。

閆長祥目前已完成各類顱腦手術8000餘例(其中顱內腫瘤7000餘例), 腦動脈瘤、脊髓疾病及各類顱腦外傷等手術1000餘例, 近五年平均年手術量800台;完成膠質瘤手術2000餘例, 聽神經瘤手術500餘例, 腦幹和丘腦腫瘤手術500餘例。

在垂體腺瘤的診治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經鼻-蝶、經顱手術治療垂體腺瘤2000餘例, 對不同臨床類型的垂體腺瘤採用個體化治療方案, 獲得比單純手術更滿意的效果;對垂體腺瘤導致的難治性不孕不育進行了深入研究,

獲得較滿意的效果。

2013-2014連續兩年, 閆長祥被中國名醫百強榜評為TOP10膠質瘤、垂體瘤和顱底腫瘤手術外科醫生之一。

相比之下, 閆長祥說自己對家庭虧欠很多, 父親的角色也是缺失的。 很多年與妻兒分居兩地, 現在終於一家人在北京團聚, 但他還是呆在醫院的時間更多, 有時忙到只能回去換件衣服, 他的妻子戲稱他是在“住賓館”。

我問他如果重新來過, 還會選擇做醫生嗎?他說, “當手術成功, 病人醒來的那一刻, 做醫生的那種成就感、喜悅感, 其他人是永遠體會不到的”。

記者:眾所周知,在十幾年前,中國民營醫院肯定不是醫生的首選,您2003年博士畢業後,為什麼選擇了民營醫院三博腦科?

閆長祥:選三博,是因為我比較瞭解三位醫生創始人,他們都是腦科領域的頂級專家,能從最好的位置上辭職出來,肯定是想幹事情的。濮陽醫院的李院長支持我到三博,也是因為他熟悉這幾位元教授,而且,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他確信民營醫院是今後醫改的發展方向。

另外,我也想挑戰一下自己,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所以來得義無反顧。這麼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三博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記者:您從濮陽市人民醫院出來,先後經歷了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三博腦科醫院,不同的醫院在您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閆長祥:我從基層醫院走出來,先後到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及神經外科研究所學習,再到三博工作。這幾家醫院是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學院的三系一所,天壇一系、宣武二系、三博三系,再加一個研究所,很幸運我都經歷過。

宣武醫院是我神經外科啟蒙的地方。後來回到濮陽人民醫院,急診多,危重急症多,經常這個手術還沒有完,下一台手術又等著了。有時連著兩天都不能回家,一台接一台的手術,那段時間對危重急症的病人處理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

天壇醫院以及神經外科研究所,是我神經外科起飛的階段。在這裡的學習更系統更深入,對疾病的認識也更深刻。天壇畢竟是國內神經外科的中心,作為亞洲最大的神經外科醫院,病人的數量、病種的豐富程度都是其它醫院無法比的。

天壇的醫學和教學水準都相當高,我能在那裡完成碩士和博士是非常幸運的。在天壇還見到了很多大家,我們幾乎是看著他們的教材成長起來的,看他們做手術有一種朝拜的心情。那六年我帶著極大的熱情學習和工作,我個人的基本功底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如果說以前都是積累,三博於我就是一個昇華的階段。到三博這十幾年,我的腦腫瘤專業方向更加明確;一直跟隨于春江教授,無論是醫學還是行政事務方面,我都學習了很多。三博的手術數量、品質和科研水準,也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記者:到目前為止您已完成各類顱腦手術8000餘例,近五年平均年手術量800台......對於醫生,手術量意味著什麼?

閆長祥:先講一個小故事:我在天壇醫院時,一次經口鼻蝶術後,我很興奮地想說說自己的體會。當時于春江教授在場,他問我做過多少台手術了,我說大約二十台。于教授說,你至少做過上百台手術後再來談體會。

所以,一個外科醫生必須經過大量的手術,才能對疾病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

到三博這些年,我做了大量手術,最多的一天進行了十台手術,平時一天三四台很正常,也正因如此,我對手術就有了自己的認識。手術對於一個外科醫生業務水準的精進,有非常大的幫助,作為外科醫生,如果手術都做不好,那肯定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手術對於病人太重要了,病人把生命都交給你了,作為外科醫生,如果手術做不好,科研水準再強又有什麼意義?

所以,對於目前國家的醫生評審機制,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味注重醫生的論文、課題而忽視手術,會直接導致某些精于手術的醫生沒有重要的工作崗位,他們就無法主導學科的發展,這不利於醫學的發展。

這幾年進入名醫百強榜,其實我非常忐忑,與那些真正的名家相比,我還年輕,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提升。

記者:什麼原因讓您敢於挑戰那些高難度的手術?

閆長祥:醫生都願意做容易的、術後效果好的手術,這樣沒有什麼風險,這很正常。像天壇這樣的大醫院,病人太多,病源充足就有挑選的餘地。但三博的影響力還不大,病例也不是很豐富,那些疑難病例既然到了三博,總得有人治吧?

所以,我們經常在挑戰自己的極限。我們常常提心吊膽,手術前提心吊膽,手術中提心吊膽,手術後還是提心吊膽。但是,只要手術成功,那種極度壓抑後的釋放,酣暢淋漓,之前的每一分煎熬都覺得值得;那種成就感和喜悅感,會讓人深深愛上醫生這個職業。

做複雜疑難的病例,最初可能有一些被動,但越做經驗就越多,這對年輕醫生的培養非常有利。

記者:越是高難度的手術,就意味著風險越大。您如何看待手術中出現的失誤?又如何避免失誤?

閆長祥:面對高難度的手術,我們從心理上和體力上都要做充分的準備,比如手術時間的安排,複雜手術和簡單手術要搭配開;不管手術大小,都要一絲不苟、嚴陣以待。我們的原則是“做一例病人,就要出一個精品”,這是我對自己也是對學生的要求。

醫生都會盡己所能避免失敗和失誤,但誰也不能保證每例手術都是完美的。所以,術前評估就很重要,我們的每一個病例都要全科討論:值不值得做?做了可能會出現哪些問題?出現問題應該怎麼辦?怎麼預防,如何處理?這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

如何把手術風險降到最低,需要集體智慧,即使是最年輕的大夫,他的話也可能會對手術起關鍵作用,所以只要參與手術的醫生都要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再資深的專家也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給年輕醫生表達的機會。

平和、平等地與人交流會讓人少犯錯。如果你自負,目空一切,誰也看不上,那別人就不會提醒警示你,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只有集思廣益,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記者:成就感來源於他人的認可,作為醫生,您更注重患者的評價還是業內同行的評價?

閆長祥:我更關注患者的評價。做醫生是個良心活兒,真正的好醫生就是要對患者負責,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患者把生命交給了醫生,是莫大的信任,所以對患者一定要盡心盡責,對患者再好都不過分,我經常和患者家屬說,醫生希望病人好的願望比家屬都要強烈。

患者看重的是就醫體驗和就醫效果,而醫生看重的是病灶的清除和問題的解決,同行往往是從醫學的角度去做評價,所以真正得到同行的認可非常難。

比如一例手術,是保功能還是多切腫瘤?有時會非常糾結。所以,醫生做手術有兩點要堅持,首先是保功能,其次我們再考慮怎麼切腫瘤。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既保功能又切腫瘤這個分寸很難掌握,醫生就像雜技演員一樣,要在其中找到平衡點。這需要我們有大量的病例積累,反復地錘煉、挑戰自己,才能拿出精品手術案例來。

記者:如果在診治過程中和患者家屬發生衝突怎麼辦?尤其在生死瞬間,患者家屬的情感往往大於理智,這時候醫生能做什麼?

閆長祥:溝通!醫生除了要做好手術,與患者良好的溝通能力非常重要。儘管醫生在術前做了很多準備,一旦開始手術,遇到什麼情況是無法預料的。尤其手術過程中,情況更是瞬息萬變,可能隨時都需要重新和患者家屬溝通。

醫生必須在幾分鐘之內,把複雜的醫學問題變成通俗的語言講給患者家屬,讓他們既能聽懂,還能認可你的決定,這非常考驗醫生,所以溝通能力對醫生而言尤其重要。

作為外科醫生,如果做了一個複雜又很有挑戰的手術,結果超出想像的好,就會特別興奮,特別暢快;但有時面對某個疾病束手無策,那真是非常無奈;當好心被患者誤解,或者沒有達到病人和家屬的要求,盡心盡力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時,就特別沮喪和難受。

做醫生,就不得不面臨這些情況,我們必須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人生百味,醫生的體會最直接,喜悅、無奈、沮喪經常會伴隨醫生的每一天。

寧靜,藥學專業,製藥/諮詢/BD外企多年;熱愛寫作,出於興趣創辦《寧靜訪談錄》,講述醫/藥人自己的故事。本文版權歸《寧靜訪談錄》所有,轉載請獲取授權。

記者:眾所周知,在十幾年前,中國民營醫院肯定不是醫生的首選,您2003年博士畢業後,為什麼選擇了民營醫院三博腦科?

閆長祥:選三博,是因為我比較瞭解三位醫生創始人,他們都是腦科領域的頂級專家,能從最好的位置上辭職出來,肯定是想幹事情的。濮陽醫院的李院長支持我到三博,也是因為他熟悉這幾位元教授,而且,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他確信民營醫院是今後醫改的發展方向。

另外,我也想挑戰一下自己,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所以來得義無反顧。這麼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三博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記者:您從濮陽市人民醫院出來,先後經歷了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三博腦科醫院,不同的醫院在您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閆長祥:我從基層醫院走出來,先後到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及神經外科研究所學習,再到三博工作。這幾家醫院是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學院的三系一所,天壇一系、宣武二系、三博三系,再加一個研究所,很幸運我都經歷過。

宣武醫院是我神經外科啟蒙的地方。後來回到濮陽人民醫院,急診多,危重急症多,經常這個手術還沒有完,下一台手術又等著了。有時連著兩天都不能回家,一台接一台的手術,那段時間對危重急症的病人處理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

天壇醫院以及神經外科研究所,是我神經外科起飛的階段。在這裡的學習更系統更深入,對疾病的認識也更深刻。天壇畢竟是國內神經外科的中心,作為亞洲最大的神經外科醫院,病人的數量、病種的豐富程度都是其它醫院無法比的。

天壇的醫學和教學水準都相當高,我能在那裡完成碩士和博士是非常幸運的。在天壇還見到了很多大家,我們幾乎是看著他們的教材成長起來的,看他們做手術有一種朝拜的心情。那六年我帶著極大的熱情學習和工作,我個人的基本功底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如果說以前都是積累,三博於我就是一個昇華的階段。到三博這十幾年,我的腦腫瘤專業方向更加明確;一直跟隨于春江教授,無論是醫學還是行政事務方面,我都學習了很多。三博的手術數量、品質和科研水準,也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記者:到目前為止您已完成各類顱腦手術8000餘例,近五年平均年手術量800台......對於醫生,手術量意味著什麼?

閆長祥:先講一個小故事:我在天壇醫院時,一次經口鼻蝶術後,我很興奮地想說說自己的體會。當時于春江教授在場,他問我做過多少台手術了,我說大約二十台。于教授說,你至少做過上百台手術後再來談體會。

所以,一個外科醫生必須經過大量的手術,才能對疾病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

到三博這些年,我做了大量手術,最多的一天進行了十台手術,平時一天三四台很正常,也正因如此,我對手術就有了自己的認識。手術對於一個外科醫生業務水準的精進,有非常大的幫助,作為外科醫生,如果手術都做不好,那肯定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手術對於病人太重要了,病人把生命都交給你了,作為外科醫生,如果手術做不好,科研水準再強又有什麼意義?

所以,對於目前國家的醫生評審機制,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味注重醫生的論文、課題而忽視手術,會直接導致某些精于手術的醫生沒有重要的工作崗位,他們就無法主導學科的發展,這不利於醫學的發展。

這幾年進入名醫百強榜,其實我非常忐忑,與那些真正的名家相比,我還年輕,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提升。

記者:什麼原因讓您敢於挑戰那些高難度的手術?

閆長祥:醫生都願意做容易的、術後效果好的手術,這樣沒有什麼風險,這很正常。像天壇這樣的大醫院,病人太多,病源充足就有挑選的餘地。但三博的影響力還不大,病例也不是很豐富,那些疑難病例既然到了三博,總得有人治吧?

所以,我們經常在挑戰自己的極限。我們常常提心吊膽,手術前提心吊膽,手術中提心吊膽,手術後還是提心吊膽。但是,只要手術成功,那種極度壓抑後的釋放,酣暢淋漓,之前的每一分煎熬都覺得值得;那種成就感和喜悅感,會讓人深深愛上醫生這個職業。

做複雜疑難的病例,最初可能有一些被動,但越做經驗就越多,這對年輕醫生的培養非常有利。

記者:越是高難度的手術,就意味著風險越大。您如何看待手術中出現的失誤?又如何避免失誤?

閆長祥:面對高難度的手術,我們從心理上和體力上都要做充分的準備,比如手術時間的安排,複雜手術和簡單手術要搭配開;不管手術大小,都要一絲不苟、嚴陣以待。我們的原則是“做一例病人,就要出一個精品”,這是我對自己也是對學生的要求。

醫生都會盡己所能避免失敗和失誤,但誰也不能保證每例手術都是完美的。所以,術前評估就很重要,我們的每一個病例都要全科討論:值不值得做?做了可能會出現哪些問題?出現問題應該怎麼辦?怎麼預防,如何處理?這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

如何把手術風險降到最低,需要集體智慧,即使是最年輕的大夫,他的話也可能會對手術起關鍵作用,所以只要參與手術的醫生都要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再資深的專家也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給年輕醫生表達的機會。

平和、平等地與人交流會讓人少犯錯。如果你自負,目空一切,誰也看不上,那別人就不會提醒警示你,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只有集思廣益,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記者:成就感來源於他人的認可,作為醫生,您更注重患者的評價還是業內同行的評價?

閆長祥:我更關注患者的評價。做醫生是個良心活兒,真正的好醫生就是要對患者負責,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患者把生命交給了醫生,是莫大的信任,所以對患者一定要盡心盡責,對患者再好都不過分,我經常和患者家屬說,醫生希望病人好的願望比家屬都要強烈。

患者看重的是就醫體驗和就醫效果,而醫生看重的是病灶的清除和問題的解決,同行往往是從醫學的角度去做評價,所以真正得到同行的認可非常難。

比如一例手術,是保功能還是多切腫瘤?有時會非常糾結。所以,醫生做手術有兩點要堅持,首先是保功能,其次我們再考慮怎麼切腫瘤。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既保功能又切腫瘤這個分寸很難掌握,醫生就像雜技演員一樣,要在其中找到平衡點。這需要我們有大量的病例積累,反復地錘煉、挑戰自己,才能拿出精品手術案例來。

記者:如果在診治過程中和患者家屬發生衝突怎麼辦?尤其在生死瞬間,患者家屬的情感往往大於理智,這時候醫生能做什麼?

閆長祥:溝通!醫生除了要做好手術,與患者良好的溝通能力非常重要。儘管醫生在術前做了很多準備,一旦開始手術,遇到什麼情況是無法預料的。尤其手術過程中,情況更是瞬息萬變,可能隨時都需要重新和患者家屬溝通。

醫生必須在幾分鐘之內,把複雜的醫學問題變成通俗的語言講給患者家屬,讓他們既能聽懂,還能認可你的決定,這非常考驗醫生,所以溝通能力對醫生而言尤其重要。

作為外科醫生,如果做了一個複雜又很有挑戰的手術,結果超出想像的好,就會特別興奮,特別暢快;但有時面對某個疾病束手無策,那真是非常無奈;當好心被患者誤解,或者沒有達到病人和家屬的要求,盡心盡力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時,就特別沮喪和難受。

做醫生,就不得不面臨這些情況,我們必須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人生百味,醫生的體會最直接,喜悅、無奈、沮喪經常會伴隨醫生的每一天。

寧靜,藥學專業,製藥/諮詢/BD外企多年;熱愛寫作,出於興趣創辦《寧靜訪談錄》,講述醫/藥人自己的故事。本文版權歸《寧靜訪談錄》所有,轉載請獲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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