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熱門>正文

尉健行曾查處41名省部級高官 含陳希同、成克傑等

原標題:尉健行曾查處41名省部級高官 含陳希同、成克傑等

京平安裡西大街41號的大院裡,有兩棟外表平淡無奇的灰色高層建築,看上去一片平靜。但這個大院主導的反腐風暴,舉世矚目。這裡就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它的簡稱如雷貫耳:中紀委。

2014年1月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推出了5000餘字的特別報導——《2013中國反腐報告》。其開頭充滿濃重的感情色彩:“‘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當2014年的第一縷陽光灑向神州大地,開拓進取、奮發有為的2013年,濃墨重彩地載入了史冊。”毫無疑問,史冊裡的這一頁,包括了中紀委“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令“18名省部級官員落馬”,“立案172532件,結案173186件,處分182038人”,“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名廳級以上幹部被查處”的反腐成績。

18只“老虎”的落馬軌跡

梳理18名落馬高官,可以發現一年來中紀委“打虎”的一些特點。

2013年六七月間,中紀委“打虎”節奏明顯加快,4只“老虎”密集落馬。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接受調查。中紀委披露,倪發科深度介入該省企業大昌礦業的經營活動,並從中收受大量珍貴玉石作為“回報”;6月23日,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被調查。郭永祥在石油系統工作過26年,在四川工作13年,他被調查後,四川省國資委一名與其“關係密切”的女幹部也被帶走調查;6月30日,中紀委向媒體證實,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經查,王素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牟取利益,本人或通過其親屬收受巨額財物。因同樣問題落馬的還有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他於7月6日被免職。

隨後,中紀委反腐利劍指向“石油幫”。也是從“石油幫”開始,中紀委在自己的網站上公佈省部級高官落馬的消息,不再通過新華社向外界“告白”。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集團原副總經理王永春接受調查,這是2013年首個落馬的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也是十八大之後第二個落馬的中央候補委員(另一個是2012年12月13日落馬的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該記錄不到一周就被王永春的昔日上司蔣潔敏刷新。9月1日,曾任中石油集團董事長、時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蔣潔敏被調查,成為第一個落馬的十八屆中央委員。媒體稱,蔣潔敏的落馬可能與中石油多宗海外並購有關。

2013年10月,反腐風暴刮向各省重要城市的主政官員。10月16日,南京市委原副書記、市長季建業接受調查。季建業以強硬的作風在江蘇官場出名。擔任揚州市委書記期間,他就開始大規模“翻新修舊”。來到南京後更是大動干戈,砍伐梧桐樹、拆城西幹道、投鉅資上馬雨汙分流工程,古城南京不斷被“開膛破肚”,他由此得到一個外號“季挖挖”。10月28日,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接受組織調查。

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紀委的反腐強度進一步加大。2013年最後兩個月裡,被查處的省部級高官多達8人,占全年的近一半。

2013年11月19日,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接受組織調查。8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也被調查。中紀委是在11月27日17時55分公佈的郭有明接受調查的消息,此後僅17個小時,中紀委再發重磅消息:國家信訪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許傑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這一消息引發媒體普遍關注,有分析認為,信訪部門掌握信訪排名、通報批評的權力,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很大壓力,有些地方官員不惜花錢把電腦登記的信訪號銷掉。這成了一些信訪官員獲取利益的手段,許傑落馬或與此相關。

2013年12月6日,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省總工會原主席陳安眾接受調查。陳安眾在江西萍鄉任職期間,與“氣功大師”王林關係密切,此前,媒體已披露王林在當地扮演著官商之間的“掮客”角色。此外,據接近陳安眾的江西當地官員分析,陳安眾的落馬與常年伴其左右的湖南籍商人以及工程項目問題有關。

2013年12月18日,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失職瀆職,涉嫌怠忽職守罪,被立案偵查。

2013年歲末,中紀委將反腐行動推向政法系統高層。12月20日,公安部黨委原副書記、副部長李東生接受調查。李東生曾擔任中央電視臺副台長,後歷任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局長、中宣部副部長等職。2009年調任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穿上警服屬於“半路出家”,他在調任公安部前從未有過政法部門工作經歷。

2013年12月27日,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楊剛接受調查。楊剛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烏魯木齊市委書記等職,媒體懷疑他在烏魯木齊城市建設開發中存在利益輸送和權力尋租等問題。

2013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接受調查,成為繼李春城、郭永祥之後,中紀委在四川拿下的第三只“老虎”。據四川一名社區幹部透露,李崇禧和李春城、郭永祥都曾在成都浣花溪擁有別墅,那裡的別墅每棟市價超過千萬元,住戶“既富且貴”。有媒體稱,李崇禧被調查,可能與落馬的雅安市委原書記徐孟加案有關。2008年,李崇禧曾將福建籍開發商彭夷星介紹給徐孟加,彭夷星看中了雅安某地塊,但該地塊在招拍中被另一開發商獲得,彭夷星當即朝徐孟加發了火。雅安市一名官員表示,彭夷星敢如此倡狂,就是因為“背後有人撐腰”。媒體披露,李崇禧還深度介入礦業開發,曾為多個項目牽線搭橋,在收“感謝費”時“從不客氣,開口要的都是整數”。

不放過危害百姓的“蒼蠅”

官至省部級的“老虎”危害巨大,“打虎”有殺一儆百的效果;相比之下,其他官職較低的“蒼蠅”雖小,但危害面廣,而且直接危及普通民眾。2013年,中紀委在“打虎”的同時,也查辦了大量“蒼蠅”。其中最受關注的有中國人民大學自主招生案、衡陽破壞選舉案。

2013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發言人向媒體表示,已從有關方面確認,該校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於上周起接受有關紀檢部門調查。隨後,媒體披露,2013年9月,中紀委第十巡視組組長陳際瓦在結束了對中國人民大學為期3個月的巡視後,指出學校存在出國管理不規範,公款吃喝、送禮現象以及一段時間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貫徹不夠到位,幹部任用和管理不盡規範等多個問題。11月20日左右,預感不妙的蔡榮生持假護照從深圳闖關,試圖外逃,被海關截獲,隨後交代了招生腐敗問題,據說涉案金額達數億元。此案掀開了高校招生腐敗的冰山一角,這類腐敗涉及民眾切身利益,備受關注。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經湖南省紀委研究並報湖南省委批准,決定對衡陽破壞選舉案進行立案調查。經初步查明,共有56名當選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錢拉票行為,涉案金額達人民幣1.1億餘元,還有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此案是一起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引發各方關切。上文提到的“老虎”之一、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就是因在任衡陽市委書記期間對此案負有嚴重的領導責任而落馬。

截至記者發稿時,中紀委還在不斷發佈違紀黨政官員被查處的消息。2014年1月6日,雲南省德宏州政協主席楊躍國接受組織調查;1月7日,四川省農業廳原巡視員胡相全、吳忠厚被立案調查;1月8日,安徽省六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原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周耀被立案調查……有媒體人士稱,“每天刷新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知道今天有沒有重大新聞”。對老百姓來說,中紀委此舉正是他們所期盼的。2014年元旦前夕,中國廉政研究中心課題組的問卷調查顯示,“打老虎”讓社會出現人心回暖思進之潮,78.7%的受訪者認為反腐效果明顯,近九成的受訪者對反腐努力程度表示認可,73.7%的人對今後5至10年我國反腐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有信心。

王荷波、劉少奇、李維漢相繼負責紀檢工作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並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紀檢工作的歷史和黨的歷史一樣久遠,與腐敗分子作鬥爭,貫穿了党的發展歷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過第一個綱領,其中就強調遵守組織紀律和接受監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第一個黨章,把“紀律”單列一章。隨著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黨的隊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機分子,“最顯著的事實,就是貪污的行為,往往在經濟上發生吞款、揩油的情弊”。為此,黨中央在1926年發佈了第一份反腐檔《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迅速審查所屬同志,如有此類行為者,務必清洗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1927年,中共五大選舉產生了以王荷波為主席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第一個正式監察機構。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劉少奇擔任書記。

鄧小平親自組織調查。經過一番明察暗訪,發現謝步升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打土豪時所得財物。他還偽造通行證,把水牛運到白區(國民黨統治區域)出售。為了謀財,他甚至秘密殺害了一名軍醫。調查人員認為,謝步升這些做法已經嚴重危害根據地的穩定。然而,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在蘇區中央局工作,他堅持認為謝步升沒有大錯,並向調查人員發難,想方設法阻礙調查。鄧小平得知後大怒,拍著桌子說:“像謝步升這樣的貪污腐化分子不處理,我這個縣委書記怎麼向人民交代?”鄧小平專門去了一趟蘇區中央局,反映調查謝步升的情況,毛澤東對此表態:“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當年5月9日,謝步升被槍決,成為黨內第一個被槍決的腐敗分子。

1934年,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取代中央審查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很快,長征開始,黨中央轉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戰爭中。在外敵入侵的形勢下,保持黨員的純潔,才能保持軍隊的戰鬥力,黨務委員會對違紀黨員採取了異常嚴厲的懲處措施。肖玉壁就是這一時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紅軍的英雄,戰功赫赫,身上有90多處傷疤。為給他治病,毛澤東曾在供給上對他特別關照。傷癒出院後,肖玉壁被任命為陝甘寧邊區某區主席、貿易局副局長。他開始居功自傲,利用職權,貪污大洋3000多元,還和國民黨軍隊做起私人生意,導致邊區的重要物資不斷流出。案發後,肖玉壁被判處死刑。他不服,寫信向毛澤東求情,聲稱“希望看在過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線,戰死在沙場”。毛澤東看罷表示:“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底,肖玉壁被執行槍決。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戰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中共七大召開。在黨章的“紀律”一章中,專門細化了“獎勵與懲處”的內容,確立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針。党的紀律進一步完善。

回顧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紀檢工作,儘管在戰爭年代紀檢機構和人員屢屢調整,但党的領導層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黨紀的重要性,為此後紀檢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礎。

朱德成為第一任中紀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之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然而,勝利讓一些黨員居功自傲,貪污腐化行為有所增加。面對執政的考驗,加強黨紀建設顯得尤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中紀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書記。隨後,朱德親自監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辦。

周季方一起,把盜竊罪名嫁禍給紀凱夫,對紀凱夫羈押逼供。事情越鬧越大,引起朱德重視,在中紀委的直接干預下,中南局紀委對此案進行調查,證實了紀凱夫的清白。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到醫院慰問紀凱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員敢於向檢舉人進行報復,人民政府是要堅決予以制裁的,不管這種人職位有多麼高,功勞有多麼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導了紀委處理周季方、宋瑛等陰謀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朱德領導中紀委查處了一大批有貪腐問題的黨政領導,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地區專員張子善就是在這次運動中落網並被槍決的。但“三反”運動也出現一些過火行為,後來,朱德指導各級紀委進行了大量繁瑣的複查工作。作為第一任書記,朱德以身作則、細緻嚴謹的作風,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1955年,中央決定成立監察委員會(簡稱中央監委),取代中紀委,由董必武出任書記。此後的10餘年裡,國家政治運動頻繁,經濟形勢複雜,可謂困難重重,但中央監委依然發揮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央監委候補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向中央監委反映,安徽宿縣等地因為“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氾濫而發生腫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人封鎖消息,還派人監視王維綱率領的中央工作組的活動,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組的狀。中央監委把王維綱反映的情況上報中央,中央對曾希聖等人提出了嚴厲批評。

中央監委的工作只堅持了10餘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黨的紀檢工作遭到嚴重破壞。1969年,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中,完全取消了紀檢機構的有關條款,中央監委被迫撤銷。

陳雲提議實行雙重領導

10年動亂後,紀檢工作得到恢復。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建中紀委,選舉產生了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100名中紀委委員。從此,陳雲開始了長達9年的中紀委書記生涯。

陳雲首先對紀委領導體制進行了改革。重建中紀委後,沿用了過去“在同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發現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紀委把當地幹部的違紀問題壓住不調查、不上報。1980年,陳雲建議,紀委“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地方各級紀委人員的任免要徵求上級紀委的意見。建議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紀委的工作進入良性軌道。

1982年,陳雲查處的第一隻“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長楊義邦。當時,楊義邦是全國最年輕的副部長。但是,在對外經濟工作和外事活動中,他事先不認真準備,一到談判場合就聽從外商的擺佈,屈從外商的要求,還變相索賄受賄,甚至違反國家保密規定,損害了國家信譽和經濟利益,造成幾十萬美元的損失。此案的查處遇到不少壓力,最初只做出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陳雲批示道:“這件案子書記處討論了兩次,不作決定……一部分參加書記處(討論)的同志顧慮重重,我看沒有必要怕那些負責同志躺倒不幹。要講黨性。不怕他躺倒。誰要躺倒,就讓他躺吧。”於是改為留黨察看二年和撤銷原任黨內一切職務的處分。隨後,國務院撤銷楊義邦化工部副部長職務。在當時,這是改革開放後因經濟問題被撤職的最高級別官員。

陳雲打掉的另一隻“老虎”是時任江西省省長倪獻策。1985年, 50歲的倪獻策當上了江西省省長。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一個名叫郭曉紅的女人,兩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後來,郭曉紅的弟弟郭勇在走私價值60萬美元的2000台錄影機時,被深圳海關查處,並被罰款150萬元。郭曉紅找到倪獻策,要求他幫忙“疏通”。在多方走關係受阻後,倪獻策竟然要求中國銀行南昌分行給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匯去60萬美元。中紀委得到消息後,迅速派出調查組,在江西走訪了500多名幹部、群眾,找到確鑿證據,摸清了倪獻策的犯罪經過。中紀委決定開除倪獻策黨籍。倪獻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萬元賄賂,為該港商在澳門的4名親屬辦理了通過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單程通行證,被中紀委查處,後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紀委發出通報,胡亦民在任大連第一書記期間,不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職權搞特殊化,侵佔財物,決定予以嚴重警告處分……在陳雲的主持下,一大批經濟上有問題的幹部被揪了出來。那段時間,中紀委辦案人員遭到打擊報復的現象時有發生,陳雲特意讓秘書給中紀委的年輕人捎話,讓他們平時注意安全,但決不能妥協,“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

喬石建立信訪機制,尉健行推動合署辦公

1987年,十三大召開,紀檢工作進入新階段。在這次大會上,喬石接棒陳雲,成為中紀委書記。第二年年初,黨中央提出了“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紀委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訪機制,重視群眾監督的力量。其中,鐵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眾的監督下浮出水面的。

1992年,十四大召開,尉健行成為新一任中紀委書記,並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連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動了中紀委和監察部的合署辦公——監察部於1986年恢復,1993年合署辦公後,與中紀委“一班人馬、兩塊牌子”,從而把黨的紀檢職能和國家的行政監察職能統一起來,理順了黨政監督關係。

此後,紀檢工作進入一個新高潮。據媒體統計,從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級官員受到查處,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這樣的地方領導,也有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這樣的部委領導,還有華能集團公司副董事長查克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趙安歌這樣的國有大型企業領導,更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尤其是成克傑一案,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個因腐敗被判死刑的國家領導人的紀錄。而此案的案發,源於1997年中紀委查辦廣西貴港一名副市長時發現的模糊線索。從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幾經曲折,先後突破35名涉案人員,最終打下成克傑這只級別最高的“大老虎”。

吳官正創立巡視制度,賀國強查辦薄熙來案

2002年黨的十六大上,吳官正出任中紀委書記。次年2月,十六屆中紀委第二次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有兩大亮點,一是對各級紀委的職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紀委書記朱德說,各級紀委是黨委的“助手”和“辦事機關”;在改革開放初期,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又把各級紀委比喻為黨的“保健護士”“保健衛士”。但這些都不是職能定位。直到此次會議,才把紀委職能定位為“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

另一個亮點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在這次會議結束半年後,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中紀委、中組部關於設立專門巡視機構的請示。隨後,組建5個巡視組,共有45名巡視工作人員。各巡視組組長從剛離開工作崗位、尚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正省部級幹部中選任,副組長由副部級巡視專員擔任。巡視制度的創立,加強了中紀委的監督力量。就在巡視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個省部級官員落馬,創下歷年來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案,2007年的山東省委原副書記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視中發現線索的。2007年夏天,吳官正還專門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國巡視幹部培訓班的學員。

吳官正任內查辦的大案還有一個值得關注,即原十六屆中央委員、貴州省委原書記劉方仁案。2001年8月,審計部門在一次常規審計中,發現負責貴州公路建設的許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殼公司”。紀檢部門隨後跟進,查出貴州省交通廳廳長盧萬里盧萬里供稱,1999年8月,在國外經商的親戚來找他幫忙,他便將親戚引薦給劉方仁。該親戚將一對價值10.6萬元的勞力士手錶送給了劉方仁。紀檢部門從這對名表入手,開始調查劉方仁,發現劉方仁本人及親屬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官商勾結,收受賄賂。劉方仁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走上法庭的省委書記。2004年6月,他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關押于秦城監獄。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賀國強接替吳官正出任中紀委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黨的“五大建設”,將反腐倡廉建設和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並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紀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等一批影響重大的案件得到嚴肅查處。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一上任,他就展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2012年11月30日,他組織專家座談會,向與會學者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很多學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書表達改革紀檢制度、厲行反腐的決心。隨後,王岐山通過媒體向公眾傳遞了這份決心。2013年1月 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報連續刊發4篇署名為“鐘紀岩”的評論文章。一位接近中紀委的人士透露:“鐘紀岩就是中紀委研究室,這些文章反映了領導的思路。”

改革首先發生在中紀委內部。據中紀委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紀委領導班子成員花了5天時間,分別約談了53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這在中紀委的發展史上實屬首次”。5月,中紀委又對內設機構和議事協調機構進行了調整。此前,中紀委共有27個內設職能部門,包括8個紀檢監察室和預防腐敗室、案件審理室、信訪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紀檢監察室由8個增加到了10個。第一至第四室主要查辦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的腐敗案件,第五至第十室主要查辦31個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的腐敗案件。“雖然機構有調整,但人員配備並未增多,新增加的機構人員主要從中紀委其他處室抽調整合而來。”在中紀委的帶動下,截至2013年10月底,有17個省、市、自治區紀委新設了1至2個紀檢監察室,各級紀委的一線辦案力量大大增強。

此後,王岐山著手改革巡視制度。巡視組開始試行3個“不固定”:一是巡視組長不固定,中紀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視組長庫,組長不再是“鐵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權。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這一變化讓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視單位“很難提前做準備了”。二是巡視的地區和單位不固定,巡視組“下沉一級”,到領導幹部曾經擔任過“一把手”的地方瞭解情況,還要協調銀行、住房和城鄉建設等部門,抽查領導幹部報告個人事項的情況。三是巡視組與巡視物件的關係不固定,紀檢監察機關派員全程參與。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還告誡巡視組要創新巡視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訪”。

2013年5月,王岐山啟動第一輪巡視工作,派出10個巡視組對江西、湖北、內蒙古、貴州、重慶、中儲糧、水利部、中國出版集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人民大學開展巡視。9月底,各巡視組已全部向被巡視單位回饋意見,並將問題線索移交中紀委。10月,王岐山部署第二輪巡視,分別對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廣東、雲南、新華社、國土資源部、商務部、三峽集團再派出10個巡視組。截至記者發稿時,第二輪巡視工作仍在進行。2014年1月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2013年巡視工作綜述》,指出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陳安眾,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原副總經理戴春甯6人被立案調查均是由巡視組發現的問題和線索。

截至目前,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線上訪談欄目已辦了6期,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張軍相繼答網友問。有網友問:“中央巡視組權力這麼大,巡視組成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存在被拉攏腐蝕的危險,誰來監督巡視組,保證巡視組成員的廉潔與實效?”張軍回答說:“這個問題非常好。中央對巡視隊伍自身建設非常重視。王岐山同志多次強調,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巡視組對重大問題應該發現而沒有發現就是失職,發現問題沒有客觀如實地報告就是瀆職。中央巡視組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要接受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的監督,也要接受被巡視地區和單位、新聞媒體、廣大幹部群眾的監督。如果疏於職守,有失職、瀆職或者違反規定的行為,都要嚴肅按規定追究責任。”

2013年末,中紀委的改革推進到管理體制上。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這意味著,由陳雲始創的紀委雙重領導體制,從當年的“同級黨委領導為主”變為“上級紀委領導為主”。4天后,中紀委常委侯凱出任上海市紀委書記,被視為“中紀委加強對地方紀委垂直領導”的開山之作。

反腐是“無限戰”

王岐山主導的中紀委改革和反腐風暴,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2013年8月,法國《諾曼第新聞》稱,中國以往反腐存在一些死角,比如石油領域,但這次能夠做到不留死角,體現了中國新領導班子的反腐決心。2013年12月,美國微軟網路英文網(MSN)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懲處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慵懶官員》的文章,引發美國線民熱議,在文章下點擊“支持”的人高達78.9%。美國網友留言說:“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良好開端,看來並不像有人說的‘裝樣子’那麼簡單。我們什麼時候也能有個‘中紀委’呢?”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說,本屆中紀委的反腐工作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戰果,除中央統一部署、科學佈局、有力領導外,也與王岐山本人的經歷和風格有關。王岐山早年的知青經歷讓他體察到民間疾苦,從政後他又以“善於解決複雜問題”而著稱。1998年,在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下,廣東國際信託公司因嚴重資不抵債被中國政府宣佈破產倒閉,當時境外債權人數超過130家,金額近160億元,一場事關中國政府的信用危機在蔓延。王岐山臨危受命,出任廣東省副省長,他與外國債權人談判時表示,市場的根本原則就是“讓贏家贏,讓輸家輸”,說得對方啞口無言,在迫使對方接受巨額虧損的同時,還爭取到對方的配合,監督國有資產整合,為廣東恢復強勁增長創造了條件。2003年非典期間,王岐山從海南省委書記任上被急召入京,擔任代市長,一上任就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性格:把5天公佈一次疫情改為每天公佈一次,執行最嚴厲的篩查措施,建立一所防治非典的專門醫院……在他到任65天后,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北京從疫區名單中排除。王岐山從此得到“救火隊長”之稱。程文浩說:“與當年北京抗擊非典相比,我國的反腐大業是更為艱巨和複雜的歷史任務,堪稱天降大任於斯人。”

2014年還會有什麼樣的“大老虎”落馬?對此,程文浩分析說:“紀檢監察機關將繼續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督和制約。除了經濟領域,還會在社會領域的廉潔建設方面有所作為。”他建議將公益慈善行業的廉潔建設和預防腐敗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重建公益事業的社會公信力。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兼總編輯謝春濤教授認為,中紀委的反腐是“無限戰”,任何領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擊,他對通過官員申報海外財產反腐充滿期待,“這一招非常有效,擁有海外財產的官員應該是重點關注對象”。

“作為承前啟後的一代領導者,一定會對中國的廉政建設大業有長遠規劃和通盤佈局。”程文浩說,“一方面確保自己任內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業績,同時也要為繼任者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礎。當今以及未來的中國廉政建設領導者的主要歷史貢獻應當是制度貢獻,即在反腐”治本“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編輯:SN182

喜欢就按个赞吧!!!
点击关闭提示